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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人口骤降,未来六年或迎更严峻挑战

2026-09-11



产房内稚嫩的啼哭声逐渐稀少,与此同时,许多地方的县级医院已经悄悄停了产科的诊疗。这一端是出生人数的持续减少,另一端则是医院空床位增多,这两幅画面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人口形势的显著特征。许多研究者预测,真正的困难时期还在六年之后,未来的竞争不会因人口减少而减轻,反而可能会更加激烈。

首先,我们来看一些令人担忧的数据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显示,预计到2025年,全国的新出生人口将仅为792万,比2024年减少162万。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降至八百万以下。与此同时,总人口为14亿489万,较前一年减少339万,负增长已持续四年。当前的粗出生率降至每千人5.63,创下76年来的新低。从2015年1655万的新生儿数量,到如今的792万,十年过去,出生人数减少了超过一半。国际机构预计,2026年新生儿数可能在720万到750万之间,甚至可能更低。面对这一现象,地方政府也在急于寻找应对之策。

例如,上海在去年秋季推出了一项新的医保政策,大幅度覆盖从产前检查到分娩以及产后恢复的全套服务,甚至对中期流产者也进行相应的赔付。中央政府的育儿补贴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,春季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三千万家庭享受了这一政策。各地的措施各不相同,呼和浩特对于生育的奖励为一孩1万元、二孩5万元、三孩10万元;而广东和福建也相继推出自主的补贴措施。个税专项扣除金额从每月每孩1000元提升至2000元。然而,对于年轻人来说,真正的顾虑并不仅仅是几千元的补贴。

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所需的支出,在一线城市接近百万元,二三线城市也需三四十万元。表面上的补贴在分摊到每月时,看似可观,但实际上远不能弥补日益增加的托育费用。“要不要生”的问题,实际上先被“要不要结”的问题所阻挡。民政部今年第一季度的婚姻登记数据依旧低迷,较2017年最高点的300多万对几乎减半。去年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,确实一度带来了登记人数的上升,但整体的婚姻意愿并没有明显促进。

在年轻人眼中,婚姻的意义逐渐减弱。城市中的女性对婚姻要求较高,而农村的男性则因性别比例失衡面临更加严峻的彩礼压力。这两种现象同时影响着生育意愿,仅靠购房补贴或短期相亲活动是无法解决的。

产科部门的关闭只是开始。今年上半年,河南、福建、陕西和江西的多家县级医院相继停业或合并产科,医生的转岗和护士的分流使得病房向老年康复方向转变。这种医院的现象并非个别,而是随着出生人数递减,民生服务各个领域正在遭遇全面的收缩。在同一栋建筑内,曾经的婴儿哭声被老人的呼叫声所替代,这种对比已成为近期医院的常态。

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同样引起关注。到2025年底,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3.23亿,占总人口的23%;65岁以上的2.24亿人群已经超过了0至14岁儿童的数量。国家卫健委预测,2030年前后,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3.9亿,2035年前后更可能达到4亿,占比将超过30%。从2022年开始,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后,至2030年,人口有可能直接跌破14亿。

那些2019年至2020年间出生的孩子,恰好在六年后成为小学生,教育体制同样将受到冲击,逐步从小学到高中的规模将见证一次大规模的整合。产科的关闭可能是事件的开端,托育教育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乃至大学的资源都在等待重组,而就业市场也将被迫变动。

有些人乐观地认为,人口减少将意味着更加宽松的机会,然而,真实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整个消费社会正在同步萎缩,今年初几个月的社会零售数据意外走弱,减少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劳动人口的减幅。在市场规模缩小的背景下,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机会也随之增加。年轻人在这条愈发窄小的道路上互相竞争,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内卷。

而对于中年人来说,压力则变得更加沉重。养老金的现收现付模式使得交款人减少,领取者却逐渐增多,账本上的缺口愈加明显。到2025年,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8.51亿,五年内有可能降至8亿以下。个人养老金账户虽已超过1.5亿,但实际缴费规模仍显不足,难以快速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。

夹在上下两代之间的80后和90后,既要照顾逐步老去的家人,又要扶持年幼的孩子,压力不断加大。而公共服务的重组尚未结束,产科变为康复科只是开始,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儿科、幼儿园以及乡镇小学的缩编和并校,医疗与教育资源整体将从“婴幼儿”转向“老年”方向迁移。对此,习惯于原有配置的家庭势必会感受到不便——如今,生育后的孩子若要找到熟悉的儿科医生,可能需要走更远的路。

尽管政策端正不断加强补贴、税收、医保和住房等各个方面的支持,但最终决定生育意愿的,并不是账面上多出来的几千块,而在于年轻人对未来的确定感。当他们对工作稳定性、房贷支付能力以及孩子未来的发展产生疑虑时,再厚的红包也无法留住他们。

社会腾挪的时间有限,既说宽松也是真实的紧张。接下来的六年并非危言耸听,而是必须集中应对的关键窗口。在此间,若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.0以上、改善养老账本的可持续性,并将发展动力从人口红利转移到其他领域,便是当前最大的挑战。